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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 发表于: 昨天 21:42
, 来自:贵州省0==
一个被忽略的昆山人：周安士 毛振球 文 这还是二十年前，台中莲社的思归子居士寄来几箱结缘书，打开一看，其中一册是莲社编印的《安士全书》，厚厚的精装本，蓝色牛津纺封面，烫金书名，内页用的是道林纸，捧在手里沉甸甸的。当时我对佛教典籍还摸不着头绪，随手翻了翻便搁在架子上，但对“安士”这个名字倒是记住了，作者周安士，标注的是“清·昆山周梦颜著”。一个昆山秀才，能写出什么书，值得台湾的佛教团体专门编印流通？ 后来读的佛书渐多，才慢慢知道，《安士全书》在佛教净土宗修行者心目中分量极重。民国高僧印光大师称它为“善世第一奇书”，弘一大师、夏丏尊、丰子恺也都推重，鲁迅早年亦曾读过。一本出自昆山秀才之手的书，能跨过三百年时光，被印光大师作为倡印的第一部书，发行数百万册，至今仍在再版。我隐约觉得，这个人不只是寻常的念佛人。 再去翻他的生平，才发现他在昆山本地几乎是“隐身”的。说到昆山，人人知道顾炎武，知道昆曲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三百多年前，这里还住着一位叫周梦颜的秀才。他没有考取功名，没有留下官修史书里的政绩，却在扬州九龙桥边跪呈民书，请求减免苏松浮赋；他在一间陋室里写成几十万字的《安士全书》，被后世修行者奉为“准佛经”。他的名字，本不应被遗忘。 一、一个秀才的担当 周安士（1656-1739），原名梦颜，又名思仁，字安士，自号怀西居士，祖籍嘉定，后居昆山。他出身书香门第，父胡晋为诸生，“励学敦行”。周安士秉承家训，“读书不随时尚”，年四十二方补诸生。他十二岁丧母，“哀毁如成人”，事继母亦能得其欢心。他博通儒释道典籍，专修净土法门。 但周安士并非只知闭门念佛的书生。清初苏松地区赋税沉重，百姓不堪重负。苏松之赋，宋元间已有所增，有明一代更屡增不已，其根源可溯至明太祖朱元璋的一时之忿。因张士诚踞吴中，久攻不克，及平张之后，遂厚其征敛。后世因循，至万历年间岁征已达二百三万石，清初又增至二百四十五万石，已是为元延祐年间的三倍。民不堪其苦，拖欠的赋税一年压一年。 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，圣祖南巡。周安士“念吴中浮赋，累及民生”，遂与陆淳风等同道“具疏赴行在，跪奏于扬州九龙桥黄篷下”。两江总督张鹏翮将奏疏转呈御览，康熙下旨发该督抚查议。然仅二日之后，张鹏翮奉命他往，此事遂告搁置。 上疏未果，周安士并未放弃。他转而“广罗博探，采辑成《财赋考》一书”，又“邮寄京师百十本”，分送朝中官员。为使朝廷对苏松赋税之重“触目惊心”，他在书中绘制了十数幅图解，以“漫画”形式直观呈现民生疾苦。最著名的一幅画着天平，右盘列云贵二省赋额“共银三十三万有奇”，左盘列吴江一县“征银二十万四千有奇，征米二十一万七千有奇”，一县之赋重于二省之和。又一图画运粮船，船身大书“处处有粮船，苏松独受苦，只因张士诚，十倍他州赋”。今人季忠平、钱永贤称其“以漫画寄其切峻之意”，“唐宋以来，堪为翘楚”。此书“杀青之时，凡七易其板”，用心之苦，可见一斑。 周安士“习知吴中田赋水利原委得失”，张伯行、陈鹏年先后涖吴时，“咨询地方利弊，必及先生”。雍正三年（1725），朝廷降旨豁免苏松浮粮四十五万石。同时代的吴江人周龙藻在《赐租行》中记颂此事：“非常之泽古难再，至今独叹吴民蒙。”一人在减赋运动中奔走呐喊，一人在诗歌中记录存史，同为这一重大民生事件留下了宝贵见证。 在清代江南劝善文化的脉络里，周安士的贡献有着鲜明的公共性。同期广为流传的袁了凡《了凡四训》，核心是引导个体行善改命；周安士则躬身入局，推动惠及整个苏松地区的赋税改革。如果说袁了凡是"自我修养者"，周安士便是"公共担当者"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周安士编纂《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》时，曾将袁了凡的事迹收录其中。没有周安士的系统收录和后来印光大师的倡印，《了凡四训》或许早已湮没于故纸堆。 二、一部"准佛经"的思想体系 如果说推动减赋是周安士的“事功”，《安士全书》则体现了他“立言”的抱负。 全书约六十万字，分四部分。《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》注解道教劝善文，融汇三教思想；《万善先资》专讲戒杀；《欲海回狂》专讲戒淫；《西归直指》系统论述净土修行。全书的核心主张是“先修人道，再证佛道”。何谓“人道”？周安士说：“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义妇顺，朋友信诚，此五伦者，人之所以为人也。舍此而言修道，犹筑室于沙，未有能成者。”儒家五伦是地基，佛家因果是砖墙，净土往生是屋顶，三者缺一不可。他在《阴骘文广义》中总结：“三教圣人，皆具救世之念……三者同归于善，而佛之慈悲，尤为切近。” 周安士持戒极严，二十四岁时曾在神祠前发下重誓，若自己或家人伤害任何微小生命，"愿遭天谴，书板被雷击碎"。 相比同期小型善书以个人改命故事为核心，《安士全书》从伦理修身到因果报应再到净土解脱，层层递进。印光大师倡印之后，此书流传渐广，深刻影响了汉传佛教净土宗的修行文化。 三、为何被忽略？ 周安士在昆山本土长期未能获得应有的知名度，原因有三。 民间善书篇幅短小、故事性强，而《安士全书》体系庞大、阅读门槛高，传播范围便窄了许多，多限于深度修行者。善书作者的故事往往充满戏剧性，周安士的生平却相对平实，最广为人知的记载是他预知时至、谈笑而逝，缺少传播所需的戏剧冲突。另一个原因更直接：他终身未仕，以布衣居士终老，在主流历史叙事中天然缺乏"被记住"的制度保障。 昆山本地类似境遇的布衣人物并不少见。明代王在公曾以布衣身份设粥厂赈济灾民，救活无数，晚年隐居著述，如今知道他的人已经很少了。但周安士与这些人不同，他借助佛教内部的传播网络，通过印光大师等后世高僧的反复推介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“隔代回响”。一个布衣士人，有完整的思想体系，有实际的政治贡献，又借助宗教渠道保留了火种，却仍然未能进入昆山本地的大众记忆。我总觉得，这算得上一处缺憾。 被忽略不等于不值得被记住。周安士的不张扬，恰恰是他为人的底色。他不是聚光灯下的道德榜样，而是埋头深耕的文化脊梁。 四、重估周安士的历史坐标 回顾周安士一生，他至少有三重身份。 劝善文化的体系建构者。《安士全书》以六十万字的篇幅，将儒家的五伦、道教的阴骘、佛教的因果与净土编织成一条完整的修行路径，在清代劝善文献中独树一帜。 苏松减赋的民间推动者。他以一介布衣身份，从九龙桥边的跪呈到《苏松财赋考图说》的编印，再到“邮寄京师百十本”的持续奔走，最终推动了苏松浮粮四十五万石的减免。他撰写的《苏松财赋考图说》以漫画寄意，为这段历史留下了极为罕见的民间文献，今存道光刻本于常熟图书馆。 三教融合的实践者。他不只是在书斋里谈论三教合一，更将这一理念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框架，以“人道”为起点，以“净土”为归宿。一个普通读书人读了《安士全书》，既不必背离儒家的伦常，又能找到安顿身心的归宿。这种路径，在当时并不多见。 放到今天来看，他在《安士全书》中提出的“先修人道，再证佛道”，依然有现实意义。一个人若连身边的人都不善待、连基本的公共规则都不遵守，便谈不上更高的精神追求。先做好身边的事，守好公序良俗的底线，再去追求更高的境界。这种务实的劝善逻辑，在今天的社区公益、志愿服务乃至日常的邻里互助中，依然能找到呼应。 他减赋上书的故事，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“乡土担当”样本；他的著作，至今仍值得被更多人翻一翻、读一读。一个人值得被记住，首先需要有人愿意提起他。 说到昆山，人们熟悉顾炎武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呐喊，也熟悉昆曲的水磨腔。但这座城市的文化厚度，不只在于那些早已被写入教科书的名字，还在于它能否安放那些沉默却深沉的声音。周安士，便是这样一个声音。 三百年前，他在九龙桥边跪呈民书；三百年后，他的《安士全书》仍在海峡两岸流传。他的名字，早该被更多昆山人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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