昆山怪人蒙泉子
〡毛振球 文
昆山人葛芝写过一篇《蒙泉子传》，收在《卧龙山人集》里。传主是他的同乡李子柴，号蒙泉子，明末昆山的一名秀才。葛芝在文首坦言，他和李子柴同住乡里，平素交情很浅，却仍然愿意为他立传。我读这篇小传，总能想象葛芝独坐窗下执笔的模样。想起乙酉年昆山那场劫难，他握着笔，对着白纸，久久落不下去。
李子柴这个人，很难用单一身份定义。身为读书人，他早已厌倦应试八股，平日里种药栽树、养鱼饲鸟，靠着这些旁人眼里的闲琐事度日。他酒量极好，痛饮数斗后，便抬头看向墙上挂着的长刀，起身在屋内挥刀起舞，刀光簌簌，落得一室寒凉。旁人分不清，他到底是温和的儒生，还是随性的侠客。他的书画也极有功底，人物花鸟都带着宋元古意。创作时，他常常忘乎外物，闭门谢客，一心沉浸笔墨。福建一带的人很看重他的手笔，常出重金求他一幅小幅字画。
最能体现他心性的，是去练塘求菊的那件小事。练塘离昆山不远，坐船两个时辰就到。他专程寻回一株名贵白菊，花根带着湿泥，一路滴落在船板上，他也不擦。到家后，他没有急着把菊花栽进土里，反倒先备了酒菜，邀友人一同观赏。隔壁老太太路过，见篱下裸根的白菊没人管，以为是废弃的花草，随手折下来插在发髻上，哼着小调慢慢走远。李子柴端着酒杯看得清清楚楚，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出声制止。葛芝为此评他：“其委心顺物若此。”
昆山自古出怪人。顾炎武一生奔走，矢志复国，终老异乡，把毕生心血都熬进了《日知录》，是与时代死磕到底的志士。归庄与他并称“归奇顾怪”，明亡后披着僧衣，却始终保留汉家头发，诗文肆意，墨竹苍劲，自有一身傲骨。两人名气太大，光芒太盛，后人多半忘了，明末的昆山，还有另一类隐士。他们不呐喊、不奔走，只是安静活着，默默扛住乱世的苦。
写传的葛芝，便是其中之一。明朝覆灭后，他闭门隐居，不肯出仕清廷。有人劝他入世谋前程，他只淡淡说：“天下事非我所堪，聊以笔墨自娱。”话听着平和，实则藏着万般无奈。一个读了一辈子书、亲历国破城亡的人，把余生关在一间屋里，看似从容隐忍，心底的不甘，外人难以窥见。
叶奕荃也是这群人中值得记住的一位。葛芝说他善于识人，正是经由他的引荐，葛芝才与李子柴相识相交。乙酉城破，叶奕荃连夜逃往秀州，半路惨遭杀害。世道混乱，连凶手是谁都无从查证。葛芝只能在传里直白写下：“不幸为何人所贼伤死矣。”这句话突兀地嵌在文中，朴实生硬，像一粒硌人的沙子。我总觉得，葛芝写下这一句时，手是抖的。乱世之中，好友莫名惨死，他无能为力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如实记下这笔遗憾。
这篇传记的边角，还藏着一个几乎被历史抹去的人——闽中隐士黄钝，各类方志里几乎找不到他的记载。他在云门寺偶遇李子柴，一眼看出他绝非普通僧人，执意请他主持寺中法席。人与人的缘分，有时就是这样，看似荒唐，却又郑重无比。
乙酉年，清军攻破昆山，屠城数日，死了数万百姓。城破的那一刻，李子柴走到河边，想要投水殉国。可他忽然转念：老母尚在，这里不是我该死的地方。短短一句心念，让他放弃了赴死的念头，最终剃度出家，法名诠修，号蒙泉道人。葛芝写这段往事，落笔极轻。彼时河滩尸堆如山，河水是红的，风里全是血腥味。他在岸边徘徊许久，心里的悲苦、屈辱与绝望，翻涌不止，葛芝却一字不写。最深的痛，本就无需铺陈，留白之处，重量更沉。
出家后的蒙泉子，看不惯当时佛门的乱象。不少僧人刚接过法脉，就穿华服、拄拐杖，在街市招摇游走，四处化缘敛财，模样反倒不如田间劳作的普通人。他不愿同流合污，便刻意藏起自己的本事，混在寻常百姓之间，不张扬、不标榜。一次路过吴门，听闻闽地山水好看、荔枝清甜，他当即收拾行李，带着弟子远行三千里，去往福建隐居。他寄居普通僧舍，随身只有一钵一瓶，每日扫地焚香，日子过得简单清苦。
昔日识他的黄钝，再三恳请他主持云门寺。李子柴推辞不过，前后三次执掌法席。他登座讲法时，远近僧俗纷纷赶来，人数多达上万，佛号响彻山谷，是闽地罕见的盛况。可只要走下法座，褪去僧衣，他就和普通杂役别无二致，挑土劈柴、除草种树，待人温和，不分贵贱。讲台之上，他机锋锐利，让人心生敬畏、不敢靠近；私下相处，却温润柔和，如春风拂面，平易可亲。
有一回，他在方丈室中，看见壁上挂着数枝残菊，静静伫立良久，生出叶落归根的怅惘。这份心事，无人能懂。没过多久，他染了小病，自知时日无多，便召集弟子从容道别。弟子们跪在床前，恳请他留下几句遗偈指点后人。他一言不发，只缓缓摊开双手，笑着离世。
回望李子柴的一生，大多际遇都是身不由己。他无心科举，却成了秀才；无心讲法，却名满闽地；一心殉国，却因老母苟活；只想避世清净，却屡次被推上法座。他这辈子，真正顺着自己心意做的事，只有一件——坐船去练塘，买一株白菊。可这株他专程求取的花，最后被邻家老妇随手折走，他也不争不抢，坦然释怀。
李子柴向来爱远行、喜山水。他曾独自徒步去黄山，寻山野清幽。途中有猛虎伤人，同行之人吓得止步退缩，唯独他径直往前走，路过遇难者的遗体，神色平静，最终走遍黄山三十六峰才返程。归来后，他画了许多怪松送给友人，自己的情志风骨，都藏在笔墨之间。去往福建的路上，他夜宿荒山，林间猛兽环绕，同行者整夜惶恐不安。他却只顾看溪边怪石、听山间流泉，仰望漫天星斗，在山中吟啸通宵，直至天明。
葛芝写这篇传，开篇只说邻里之谊，文末才道二人相知之欢。短短一篇文字里，隔着的是屠城、逃亡、出家、远游，还有整整二十年的人世疏离。这篇《蒙泉子传》，就这般收在葛芝的文集里，伴着他的诗文，静静熬过数百年岁月。
我常常想，葛芝写完这篇文章、放下笔的那一刻，窗外或许也有人，随手折了他院中的花。若是如此，他大概也只是淡淡一笑。
明末昆山的这群隐士，大多都有这样的心境。顾炎武不会这样笑，归庄也不会。他们的风骨是刚烈、是呐喊、是抗争。可葛芝会，李子柴会。倘若叶奕荃没有早逝，想必也会如此。
一笑之后，日子照旧。种花的继续种花，写书的继续写书，闭门隐居的人，依旧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。
时代更迭，世事变迁。昆山这些散落的乱世故事、隐忍文人的风骨，就这样被笔墨留存下来，安静又有力量。
注：本文人物事迹，取材于明末葛芝《卧龙山人集·蒙泉子传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