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近过年，聚会频繁
聚餐劝酒出事要担责已成共识
但若未劝酒，因饮酒过量身亡
同饮者要担责吗？
2025年2月15日下午，刘某邀宁某到王某家中饮酒，三人共同饮用约3杯（一次性塑料杯）20多度米酒。之后，宁某与王某将刘某送回家中。不久，曾某前来邀刘某前往廖某家中，宁某、王某也一同前往。到达廖某家时，聚餐人员已有廖某、杨某、杨某某、曾某、聂某等五人。宁某、王某逗留数分钟后离开，刘某进入廖某家后，有骂人、发烟行为，廖某因与刘某有矛盾，不愿与其共饮，遂与席间其他两人先后离开，刘某继续饮用米酒，意识渐不清醒。两场酒局期间，刘某与同桌人员自愿饮酒，无人劝酒、罚酒、敬酒。
18时左右，廖某得知刘某喝醉，便叫来刘某之子刘文某及其同学，一同将刘某抬回家中，交由刘文某照料。19时左右，刘某妻子下班回家，20时许发现刘某异常并拨打120急救，急救人员现场宣布刘某死亡。经鉴定，其死因系大量饮酒导致急性重度酒精中毒。另查明，通过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刘某常有饮酒、醉酒情况。刘某的妻儿认为，刘某的死亡与廖某、曾某等人共同饮酒有关联，遂将七人诉至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，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56万余元。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自然人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。共同饮酒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活动，虽属情谊行为，其本身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，但共饮者之间存在相互提醒、劝阻过量饮酒的注意义务，以及在共同饮酒人处于醉酒或其他危险状态时，及时采取救护、通知、照顾、送医等合理措施的救助义务。若未尽上述义务导致损害后果，同饮者存在主观过错，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；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，可减轻侵权人的责任。
本案系因共同饮酒
引发的生命权纠纷
争议焦点在于责任承担
以及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是否有依据
宁某、王某与刘某虽在王某家有共同饮酒行为，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对刘某后续前往廖某家饮酒存在劝酒、放任饮酒风险扩大等过错行为，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，对损害的发生无过错，不应承担责任。
杨某、杨某某、聂某等人虽同桌饮酒，但属自饮自酌，既无共同饮酒也无强迫或劝酒行为，不构成法律上的过错或危险行为，不应承担责任。
第二场酒局虽在廖某家中，但廖某既不是案涉饮酒活动的邀约者，也没有与刘某共同饮酒的行为，且积极采取了将其送回家中的措施。虽然最终是交由刘某的儿子照料，但结合当时实际情况，廖某已经尽到了其能力范围内的合理注意义务。从整个过程来看，廖某不存在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，因此对刘某的死亡不承担责任。
曾某作为邀约刘某参与后续饮酒的主体，应当知晓刘某此前已有饮酒行为，然而，曾某未对刘某进行任何关于节制饮酒的有效提醒，未尽到同饮者之间相互提醒的基本义务。其次，曾某作为同饮者，刘某在廖某家饮酒过程中逐渐陷入醉酒状态时，未对其妥善安置也未实施合理的救助行为，存在明显的疏忽过错，酌情承担5%的责任。
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是自身健康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人，应当预见过量饮酒的危险。然而，事发当日，刘某连续参与两次饮酒且毫无节制，对自身死亡负主要责任。
最终，法院按5%的责任比例判决被告曾某赔偿死者刘某妻儿各项经济损失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刘某家属不服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维持原判。
酒桌之上，“不醉不归”的豪言壮语、“罚酒三杯”的所谓规矩，本质上都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“面子文化”。很多人以为“喝酒只是私事”“出事自认倒霉”，但法律早已明确：共同饮酒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，当你举起酒杯，就与他人的安全产生了关联；当同饮者陷入危险，你的漠视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。
组织者有看护之责，同饮者有提醒之责，每个人更有对自己生命负责之责。共同饮酒行为本身并不违法，这一行为可能危及他人健康与安全时，会产生附随的安全注意义务和必要的保护责任，涵盖相互提醒、劝诫、照顾、护送等多个方面。无论是私人聚会还是社会交往，守住“不强行劝酒、不漠视危险、不轻视生命”的底线，才是对自己、对他人最基本的负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