节选自《隔代托举人—我一生挚爱的祖父母》
时间段：80年代中晚期
一、逃学与舞台：天性在祖孙的默契中安然生长
快到入园年龄时，母亲早早为我交了学费——大约是五元钱。这意味着我跟随爷爷上班的自由日子不得不结束了。那时候，村里多数同龄孩子还在家照看弟弟妹妹，有的到年龄直接上了小学，幼儿园对很多农村家庭来说，还是件“非必要”的新鲜事。我心里自然不情愿，于是三天两头撒娇逃课——毕竟跟着爷爷出门，无忧无虑惯了，突然被关进学校，实在不适应。
爷爷也默许了。于是整整半个学期，我依然每天清早由奶奶梳洗打扮好，牵着爷爷的手出门“上班”。在年幼的我心里，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。
后来，幼儿园老师说上级要来检查，小朋友要表演跳舞。那几天，我忽然积极起来，自告奋勇上台跳了好几次。原来，我一直是个表现欲很强的孩子。家门口是村里人常聚的“人场”，每到傍晚，乡亲们饭后常来闲聊。他们总爱逗我：“雪花，跳支舞吧！”我便毫不犹豫地跳起来，有时边跳边唱，从不害羞。
多年后再回想，从家门口为乡亲即兴起舞，到为“上级检查”认真登台，那份不知羞怯的纯真与热情，正是在爷爷的守护下，安然生长的童年光彩。
二、电视、台灯与“零圈”：科技微光中的启蒙与鞭策
爷爷是我童年里的“魔法师”，总能用新奇物件点亮生活，也悄然照亮我求学的路。
14寸的彩色世界
我家大概是村里第一家买电视的，是一台14寸彩色电视。姨姥姥家不久也有了，不过是一台12寸黑白电视。那时村里刚通电，用电高峰时常停电，爷爷就备了一个电瓶，提前充好电，停电时既能看电视，也能照明。
每到傍晚，院子里渐渐聚满来看电视的乡亲，其中也有来看病的病人。院子一角有个装满新小麦的粮囤，爷爷把电视抱出来，稳稳放在囤顶的盖板上。站着、坐着板凳的人，满满一院子。那时最火的是《西游记》，几乎全村人一起追。因为电视是黑白的，爷爷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张红绿相间的透明塑料壳，仔细贴在屏幕上，四边用胶带粘牢——透过它，画面竟有了色彩，像真的彩色电视一样。
我常在人群里开心地穿来穿去。大人们关心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，屏幕一花，爷爷就走到院角，轻轻转动那根电视天线。有时风大，杆子微晃，画面又花了，满院便响起一阵“哎呀”的轻叹——没有埋怨，只有共同的焦急。爷爷总是不慌不忙，用那双做手术的手，稳稳扶正、转动杆子。他的身影在夜色中成了一个剪影，而当他走回，画面也恰好恢复清晰，随之响起的，是一片轻轻而满足的赞叹。
那小小的屏幕，像一个温暖的漩涡，把整个村庄轻轻拢在一起。爷爷话不多，只是乐呵呵看着满院的人，偶尔调调天线，看看电瓶。那份慷慨与安然，成了我家最厚重的门风。
如今，屏幕越来越大、色彩越来越真，节目多到令人目眩。可我再也见不到那块塑料壳下的“彩色世界”，再难感受一院人同悲同喜的专注，也再看不到我的爷爷，在星光下，为我们扶正整个世界的清晰。
那十四寸的方寸之间，映出的何止西游的故事、天气的阴晴。它映出的，是爷爷用双手捧出的、一个没有边界的客厅；是科技尚未奔腾的年代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共享与温暖。
一盏台灯的深远目光
我上小学后，爷爷的关注从“让大家看好电视”转向了“让我读好书”。
他为我在县城特意买了一盏台灯：底座和灯身是琉璃瓦材质，灯罩上绘着精致的京剧人物。这盏灯，是他对知识最直观的尊重，也是对我未来最实在的投入——“爷爷怕你看不清字，把眼睛看坏了。”
这盏灯，陪伴了我无数个安静的夜晚，照亮了整个小学与中学时代，成为我求学路上温暖的“灯塔”。
“零圈”默写
有一次，爷爷下班回来，看见我正在和小伙伴玩，就说：“把书拿出来，我给你们默写生字。”我们赶紧掏出本子和铅笔。爷爷念，我们写。不会的字，就画一个“”——我们叫它“零圈”。
结果，我俩本子上一个接一个的“”。反正都不会，到最后，我们竟比起谁的“”画得更圆。那次，我只默对了一个“岁”字，小伙伴一个字也没对。爷爷严肃地批评了我们，叮嘱要好好学习，不能再贪玩。
正是爷爷这样偶尔的严厉，让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，也给他带来了不少欣慰。
三、“严格要求”：四字批语背后的如山之爱
每学期末，学校都会发成绩单，上面有老师的评语，也留了位置让家长写意见。这个任务，从来都是爷爷来完成。
我把成绩单递给他，爷爷便戴上老花镜，眯着眼细细看老师的评语，然后点评我的成绩，说得最多的总是“下次争取更好”。接着，他在“家长意见”一栏，郑重写下四个字：严格要求。
这四个字，从小学一直写到我高中毕业。它们不仅是爷爷对我的殷切期望，也是一份对学校的郑重托付。
作为成绩靠前的学生，学校开家长会时常分批邀请，爷爷总是欣然前往——因为我一直是“好学生”之一。有时我想，许多本该由父母承担的责任，最后都落在了爷爷肩上。而他虽工作繁忙，却乐此不疲，凡是需要家长出席的重要场合，从不缺席。
后来渐渐明白，父母固然忙于生计，但更深层的原因，是爷爷始终把我的学习与成长放在首位。那四个字背后，是一种沉默如山、却从未缺席的疼爱。
未完待续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