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，昆山一没有人才，二没有资源，三没有市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县委、县政府提出“无农不稳、无工不富、无商不活”，要发展工业。怎么来搞工业？我们成立了“协作办”，通过亲朋好友开展横向联合工作，请上海老的工程师、退休的老厂长，及工厂更新下来的工业设备来进行联合经营。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上海电视一厂就是联营成功的例子。其间，我们还同上海轻工局下属企业搞了三万锭纱厂、印染厂、凤凰自行车厂等联营项目。其中，凤凰自行车厂的联营是又一个较有影响的横向联营成功代表。
横向联营的方法有多种多样，对于与上海联营，昆山主要优势有土地，当时昆山是人少地多，所以我们建厂房对方进设备、技术。丰富的农副产品也帮助解决上海部分企业的福利问题，这就是优势互补。
那时，我还分管金融，但银行没有计划性的贷款，只能向省部争取计划外的周转资金。政府没钱要去借钱，确实是件很难的事。计划外的，利息比较高，能借到钱就不错了。由于贷款时间很短，只有一年、半年，甚至只有几个月，所以只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。那时，吴克铨县长常说，我们是“外面一把抓，回来再分家”，常常是以化肥厂、化工厂技改项目的名义去借钱，钱借回来，又分给这个乡、那个乡的企业，借来的钱到期了，又要向外借钱还贷，真是很辛苦地坚守信用。
记得那是1986年，我们借上海某银行的资金到期了，上海银行催得紧，我们一时又还不上。他们就找吴县长还债，强硬地对吴县长说，你不是财政担保吗？还不出就让财政来还。我一看情形不对，就对吴县长讲，你下午不是有个会议要参加吗，让吴县长提前离开了。我来对付，我诚恳地说：我们是友好合作关系，吴县长说财政担保，表示我们是讲信誉的，一定会还钱。但是让财政来还钱，是不现实的，除非以后你们不和昆山打交道，我们昆山卖锅砸铁，也会把钱还给你们。如果要继续合作下去的话，是否可以再订个还款计划，分期来还。就这样，上海行来的人才同意缓解一下。
那时的“三线”企业中，有一大批上海人，都想回上海，但都回不了上海。进入80年代，已经是两条腿走路了，就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进，也叫“双轨制”。军工企业也是在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之中，军工产品部分转向民用产品。我们就瞄准了他们的优势和需求，经过反复探讨和调研，我们制定了“东依上海、西托三线、内联乡镇、面向全国”的经济发展方针。后来在顾明同志的倡导下，我们再加上了“走向世界”的十六字方针。事实上“走向世界”，这句话应证了顾明同志对昆山全面发展的期望。
通过对“三线”企业的考察，我们认为“三线”企业的潜力很大，他们也很希望来昆山设窗口发展。但是，这些“三线”军工企业如到昆山来发展，昆山又没有合适的条件和地方来让他们落户。当时全市经常停电，交通不便，不具备办这些规模较大企业的条件。怎么办呢？在吴县长的倡导下，县里就成立了一个工业投资公司，由工业投资公司在昆山县城东部开发一个3.75平方公里的工业小区，搞成了路、电、水、通讯“四通一平”的基础设施。之后，897厂等军工企业，包括上海电视一厂昆山分厂落户这个工业小区。后来得到省领导的支持，又扩大至6.18平方公里。
为什么这么做？这是有教训的。美国电脑大王王安（昆山人）来昆山考察，时任县委书记的毛阳青热情地接待了美国“电脑大王”王安博士，我们满怀希望想请他为家乡建设作点贡献。我们就请王安到千灯的印制线路板厂去参观，一路上尘土飞扬，到了线路板厂，王安一看产品后说，这是我几十年前就生产的产品。回城后，王安认为昆山不具备办厂条件，也没有想在昆山投资的想法，这件事对我们触动很大。所以，我们认识到要引进技术档次高的项目，必须筑巢引凤，把基础建设搞上去。
现在回过头来讲，与“三线”企业联合，这条路我们是走对了。与上海企业横向联营，引进的是一些轻纺产品企业，污染较大。相反，“三线”企业是以电子、精密机械为主产品，技术档次高，市场前景好。“三线”企业有精兵强将，可惜在长期计划经济下，对市场开辟不精通，产品积压多。而我们的强项恰恰是会找市场，又处在大上海边上，市场容量大。昆山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销售“窗口”。还有这些“三线”企业员工大都是上海人，有一种叶落归根的想法，自己不能从山沟沟里出来，也想让子女出来。
于是，我们经过分析，昆山是粮油产地，供应充沛，不需要向上要计划。为什么不能给好人好马吃呢？人家“三线”企业有高技术，有先进的设备、优秀的人才，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引进来呢？我们到那些“三线”企业，看到大批的先进设备都在“睡觉”。我对他们厂长说，我们乡镇企业的产品来不及生产，拿来让你们帮忙生产吧。他们说，不要，我们要到你们那里去生产。我说，好啊，那就到我们昆山去办厂生产。他们听了最感兴趣的就是要帮助他们解决户口问题。
我们回到昆山后，就同劳动部门协商，引进企业对人才也要设门槛，企业人员落户昆山的条件是，企业投资5万元，解决一个户口，并且工作人员年龄要45周岁以下，学历在高、中专以上。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897厂的厂长后，他们都不敢相信，因为他们跑过东南沿海许多城市，都无法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。后来，黄石纺机厂、虹山轴承厂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昆山进行横向联营的。同样是横向联营，我们同上海的联营是优质粮油、大闸蟹、西瓜等农副产品；与“三线”联营的是“市场＋户口”，在不同阶段，解放思想，要从实际出发。两种不同的联营模式，都取得丰硕成果。
讲到市场，我们举例与重庆方面的合作。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厂生产汽车，装载达15吨以上。我们协作办同志得知重汽厂陈厂长是我们昆山人，就在陈厂长回昆山探亲时，上门走访，希望他能与昆山合作。
1988年9月，我带队去川汽厂考察时，我们发现有几十辆汽车停放在操场上，我们就问陈厂长：这些车是不是卖不出去，停在广场上的？陈厂长说，这些车辆是按国家计委计划生产的，国家收购了，不是我厂的。我对陈厂长说，车在操场上，就是没有卖出去，是压库存。我就建议多生产些车子销售到上海去。他们说，上海市场打不进去的。我说，我们来帮你们销，今年帮你们销掉5辆车。陈厂长听后赶紧拉住我悄悄地说，我们今年计划外的才销掉3辆，现在已是9月份了，5辆能销掉吗？那里的人很老实的，不能骗他们的。我肯定地对陈厂长说：今年保证销掉5辆，销不掉，我们把这5辆吃下来。因为在东南沿海还没有看到如此高质量的重型货车，只要加大宣传力度，肯定能进上海及附近市场的。
一回昆山后，我就马上把物资局、协作办、交通局等有关同志召集起来，研究销售车子的事情。结果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一下子销掉了7辆。当年10月份，我们农机二厂在昆山第二招待所组织了一个销售会议，全国60多家商企来参加销售会，由于汽车质量好，在销售会上，签订了销售100多辆汽车的合同。就这样，我们与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厂进行横向联营，为他们提供市场，边销售整车，边进行部分零配件的生产。
在横向联营中，也碰到了一些国家政策层面上的问题。比如在引进贵州风华冰箱厂时，我们到江苏省国防科工委去盖章时，省科工委主任对我说，不可能盖章了，今天报纸上已经刊登了国家关于不新批冰箱生产线的报道。
我据理力争，对省科工委主任说，我们要以文件为准。而且，我们并没有增加新的生产线，只是把贵州厂的放到昆山来生产。等文件到了，我们一定按文件办理。在再三要求下，省科工委的章还是盖了（这事还惊动了省政府主要了）。就这样，风华冰箱厂在昆山落户了。所以说，引进的每一家企业，背后都是有担当，有风险的。
为了与“三线”企业联营，我把腰都弄坏了。那是去贵州“三线”企业谈联营回来途中，火车撞上人紧急停车，刹车的惯性一下子把我甩到了车厢中间的过道上。当时也没有什么感觉。第二天，在与一家企业谈项目结束时，我就站不起来了。此后，我连续3年带着腰伤去“三线”、北京各地出差，后来，腰伤没法再撑下去，连刷牙都牵动疼痛，才下决心去开刀。
上海凤凰自行车厂与昆山的横向合作也是我们努力争取来的。原来我们昆山自行车厂生产的是琼花牌自行车，在总量、品牌方面与凤凰自行车厂相比，都是没有名气的。记得为了能与上海凤凰自行车厂联营，我和毛阳青书记专门去上海凤凰自行车厂谈联营合作事宜。我和毛书记到了凤凰自行车厂，坐在凤凰厂食堂里的冷板凳上，也没人接待，想想那时真的很艰苦。经过我们多次努力争取，凤凰厂终于安排考察人员来昆山自行车厂了解情况，提出了要调整提升一些技术指标，并明确达到标准后，再谈联营的事。我们自行车厂就一项一项地攻克技术难关，终于得到了凤凰厂的认可。于是，上海同意联营，挂牌生产凤凰自行车，这样，使昆山自行车厂在质和量上有了很大提高，也为后来的捷安特自行车进入昆山打下了技术和人才基础。
郑慧珍（曾担任昆山县副县长、昆山市市长、昆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）
来源：玉峰窗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