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成祖明寻访古河间国纪实
标题请勿看为 明成祖 ！！
昆山人到过古河间国（今献县）的还真不少，比如大儒顾炎武、经学家王志长、探花郎徐乾学、状元徐元文、探花徐秉义，也多留有诗文。比如明末复社的主要创始人，隔壁太仓的张溥，写《五人墓碑记》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的，和王志长曾偶遇在古河间国商家林，另外还有两位苏州大咖，一起喝大酒谈文论道。
以上是本人随便聊几句。以下是转载的文档——献王刘德 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构造者 ——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成祖明寻访古河间国纪实 本报记者 高海涛 8月24至27日，南京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成祖明一行来到献县，寻访古河间国，拜谒了献王陵、毛公墓、贯公墓、乐成遗址、日华宫遗址、周亚夫墓、董子祠、广川学宫等。成祖明发表过研究献王与河间文化的几十篇论文，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《记忆的经典——封建郡县转型中的河间儒学与汉中央帝国儒学》一书。 他这样评价献王刘德：献王，最不该淹没的历史文化名人，经学时代的奠基者，中国哲学现代性第一人，中华向人类贡献新文明形态的构造者。论文选题 结缘献王 2001年，读硕士前，成祖明是一位文学青年。哥哥读师范时买了许多书，父亲有《四书》的底子。他从小接触到了《诗经》《古文观止》，初中开始读外国诗，虽读不懂，但能读出莱蒙托夫的忧郁。1980年代是诗歌的年代，成祖明读诗、写诗，尤喜唐诗宋词。后来，考上南京大学文学系古典文学专业，导师特别严格，读书尤其注重版本。这样一来，那种放浪不羁的文学青年状态收了回来。 成祖明说，他在读硕士期间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都翻了一遍。到了硕士论文选题阶段，同学们陆续交了选题，因导师对选题要求特别严格，成祖明先后报了三四个选题都没通过。一天，他在《汉书·礼乐志》读到：“孔子曰：‘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’河间区区，小国藩臣，以好学修古，能有所存，民到于今称之……诚非小功小美也。”这句话一下子照亮了他。他看到了其中的价值，题目通过了，他与河间献王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硕士论文完成后，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就是把献王聚焦在西汉时代，看看中央的学术与献王的学术关系是什么样子？这个想法得到了博士生导师颜世安教授的赏识，由此开始了中国历史由封建向郡县转型大变革关键时期——西汉景武之世的研究。 成祖明一直想到献县来，但一直没有机缘。2015年献县举办献王文化交流讨会时，他正在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；2020年准备来，先到了曲阜，正准备到献县时，却又赶上了疫情。凭吊献王 完成夙愿 8月26日，成祖明一早就到花店买了花篮，并自书“存危继绝开经学纪元，实事求是启文明新篇”的挽联，隆重地凭吊了献王。 回到宾馆，成祖明在微信朋友圈写道：“今天晋谒献王，完成多年的心愿。献王是最不该淹没的历史文化名人，经学时代的奠基者，中国哲学现代性第一人，中华向人类贡献新文明形态的构造者，这是我给献王的评价。”他说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首先要回到献王。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，献王不仅承接深厚绵长的古典经学传统，更接榫着实事求是的现代科学文明的精神。 为什么说献王是中华向人类贡献新文明形态的构造者呢？ 成祖明说：“这是我的一个研究，研究就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，科学讲究一个确定的起点。今天看河间国的文献，《尚书》不谈，仅以《左传》为例，有人说它是左丘明写的，或许口耳相传有之，但是先秦没有哪部文献，透露出这种成熟，先秦文学在叙事上远远跟不上《左传》，各方面都不支持叙述如此复杂严密，语言如此雍容典雅，达到中国古典语言巅峰。《左传》的语言又与《毛诗大序》一脉相承。相传贾谊传的《左传》，但其春秋叙事与《左传》差别很大，到了河间献王这里，不但叙事达到了巅峰，河间的核心思想在理论上也达到了巅峰，比如，在荀子已强调作为制度性的礼，但那时‘天礼合一’还没有出现，但到了《左传》甚至礼可以超越天地，经天纬地，这种思想以前是没有的。” 经过秦始皇时代，儒家达成共识。怎么样让一代王朝平稳发展，不出现政治动荡，天下太平？这是所有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。刘邦看到秦在那么短的时间灭亡，多少次都在问，怎么做？汉是一个试验的时代，没有前人经验可循，用今天话说，摸着石头过河。在这个背景和探索下，制度作为思想独立出来，并且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制度的大典——《周官》出现。在各大文明古国中这样系统规模宏大独立的制度体系是没有的。制度的公共性先进性，直到今天都有着深刻的现代价值，也是古代中国先贤对人类文明的贡献。《周官》的著作权要给献县，以河间献王为首的，最终为人类贡献了东方新的文明形态，并在今天继续成为我们为人类贡献新文明形态的重要资源。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，献王刘德是新文明的构造者。 “吊诡的是献王对儒学的贡献在汉代公认，千古之下诸侯莫过于其殊荣殊誉，清儒馆臣喊出了一代儒宗。乾隆更在日华宫遗址盖起了行宫，每次路过都写下数首诗赞誉献王。但有朝臣谏言入祀孔庙，却被其搁置了。直到光绪三年才实现，而这时离古代帝国的终结已经不远了。其主要原因是帝王们一方面尊誉献王以凸显其圣明形象，一方面又担心皇族诸侯人人效法献王，如此皇..帝则寝食难安。直到近现代，或许割据一方诸侯王问题不再，献王才顺利入祀。而今天最应该发掘、纪念的就是这位经学的奠基者，中国文化如果没有他恐怕也失去锚锭和灵魂！”成祖明说。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 在实事求是馆前，成祖明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过去学者的研究中，提到河间国往往只强调搜求整理文献之功，而忽视了其在思想领域的发明绍述。这个忽视导致了孤立地对河间国某一文献进行研究，缺乏整体认识，被成见所囿而不能有所突破。” 如果将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看作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，且主要指刘德在考定文献方面务求真实，显然是片面的。《汉书》的意思是献王虽“修学好古”，但不是不知道变通泥古不化，而是“实事求是”地从“修学好古”中，寻求有益现实治道的真正学问。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。”献王刘德所作《乐记》一开篇便是对“实事求是”的诠释。 献王的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，首先体现在以民为本的“圣王之道”的绍继上。对古代优秀传统很好地继承、吸收并发扬。实际行动上，“被服儒术，造次必于儒者”。由此可知，献王是身体力行的。其次体现在发展经济、富民的思想上。吸收了管子的思想，发展了不被传统儒学所重视的富民、利民思想，强调经济是推行礼乐的基础，将礼乐教化与发展社会经济、人民的经济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。另外，体现在治学上，主张“唯学问可以广明德慧”。本质是绍继往圣之传统，构建现实之理论，从古人成功经验中，寻求“古今之理”，以指导现实。 最后，体现在人性论上，表现在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”。将人性规定为“静”，而“静”的天性就是“知”，“静”能被外部客观世界所影响，从而影响对世界的客观认识。从这一人性论中，我们更可看到“实事求是”思想的形而上学的依据，及在这些思想基础上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构建。存危继绝 奠基儒学 “明天就要离开献县，献县这里有献王陵、日华宫遗址、毛公、贯公墓、董子祠、韩婴墓等。这些人物都是当时奠基性的儒学宗师，可以说先秦文化以齐鲁为中心，汉中前期文化则以燕赵齐交界之地——河间一带为中心。因齐鲁为战..乱中心大多士人北逃这一地带避难，而献王到这里高举儒学大旗，人才聚集风云际会。”成祖明说。 献王刘德于景帝前元二年封河间王，建君子馆以待贤士，筑日华学宫，以兴学右古。秦始.皇.焚.书坑.儒后，儒学长期受到压抑。第一次带有官方背景高举儒学，无疑使河间国成为当时儒生们心中的圣地，欣欣然向往之。加上当时士人仍然盛行着稷下学宫以来的游学遗风，于是风云际会，纷至沓来，遂形成了河间儒学中心。 成祖明说：“来自景帝的支持，是河间学术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景帝出于与其时军功集团斗争需要，对帝国未来文治化转型的深谋远虑，有意识地放手让河间搜求六艺大典，制礼作乐，为帝国文治做准备。” 汉代学术从大势上讲有三次转变：第一次，从汉兴到景、武之际，是从以黄老为主的子学向儒家的经学转变，儒学以河间王国儒学为中心；第二次，是从河间王国古文经学向帝国中央今文经学转变，儒学以帝国中央儒学为中心，前者以礼学为中心的“天礼之学”，后者以“天人之学”为中心；第三次，是宣、元以后帝国儒学的调整，出现了帝国中央儒学与河间王国儒学融合的趋势，更准确地讲是帝国儒学逐步对河间儒学进行统合。 成祖明认为，明白了这一学术流转的大势，方可在文献上有较为准确的把握，厘清一些具体文献上的矛盾与歧义。景、武之际，儒学兴盛于河间，26年间，学者云集，整理文献，制作礼乐，发明绍述，相互切磋争论，为即将来临属于儒学的时代，有一个很好的文献和思想上的整理。 成祖明说，这次寻访，惊叹于献县有全国唯一的文化资源，以献县为中心的中国优秀文学遗址带，为挖掘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，同时带动周边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。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人们到了这里，就能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与魅力。沧州也许可以打造一个以献王陵、日华宫、乐成遗址、毛公、贯公墓、董子祠、广川学宫、韩婴墓、纪晓岚园等的旅游文化公园带，形成一个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思想长廊。
成祖明（后排右二）与当地献王文化学者凭吊献王刘德[color=rgba(0, 0, 0, 0.9)]（注：本文转载自《沧州日报》2023年8月31日第5版，经作者授权）
昆山人到过古河间国（今献县）的还真不少，比如大儒顾炎武、经学家王志长、探花郎徐乾学、状元徐元文、探花徐秉义，也多留有诗文。比如明末复社的主要创始人，隔壁太仓的张溥，写《五人墓碑记》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的，和王志长曾偶遇在古河间国商家林，另外还有两位苏州大咖，一起喝大酒谈文论道。 以上是本人随便聊几句。以下是转载的文档——献王刘德 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构造者 ——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成祖明寻访古河间国纪实 本报记者 高海涛 8月24至27日，南京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成祖明一行来到献县，寻访古河间国，拜谒了献王陵、毛公墓、贯公墓、乐成遗址、日华宫遗址、周亚夫墓、董子祠、广川学宫等。成祖明发表过研究献王与河间文化的几十篇论文，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《记忆的经典——封建郡县转型中的河间儒学与汉中央帝国儒学》一书。 他这样评价献王刘德：献王，最不该淹没的历史文化名人，经学时代的奠基者，中国哲学现代性第一人，中华向人类贡献新文明形态的构造者。论文选题 结缘献王 2001年，读硕士前，成祖明是一位文学青年。哥哥读师范时买了许多书，父亲有《四书》的底子。他从小接触到了《诗经》《古文观止》，初中开始读外国诗，虽读不懂，但能读出莱蒙托夫的忧郁。1980年代是诗歌的年代，成祖明读诗、写诗，尤喜唐诗宋词。后来，考上南京大学文学系古典文学专业，导师特别严格，读书尤其注重版本。这样一来，那种放浪不羁的文学青年状态收了回来。 成祖明说，他在读硕士期间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都翻了一遍。到了硕士论文选题阶段，同学们陆续交了选题，因导师对选题要求特别严格，成祖明先后报了三四个选题都没通过。一天，他在《汉书·礼乐志》读到：“孔子曰：‘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’河间区区，小国藩臣，以好学修古，能有所存，民到于今称之……诚非小功小美也。”这句话一下子照亮了他。他看到了其中的价值，题目通过了，他与河间献王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硕士论文完成后，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就是把献王聚焦在西汉时代，看看中央的学术与献王的学术关系是什么样子？这个想法得到了博士生导师颜世安教授的赏识，由此开始了中国历史由封建向郡县转型大变革关键时期——西汉景武之世的研究。 成祖明一直想到献县来，但一直没有机缘。2015年献县举办献王文化交流讨会时，他正在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；2020年准备来，先到了曲阜，正准备到献县时，却又赶上了疫情。凭吊献王 完成夙愿 8月26日，成祖明一早就到花店买了花篮，并自书“存危继绝开经学纪元，实事求是启文明新篇”的挽联，隆重地凭吊了献王。 回到宾馆，成祖明在微信朋友圈写道：“今天晋谒献王，完成多年的心愿。献王是最不该淹没的历史文化名人，经学时代的奠基者，中国哲学现代性第一人，中华向人类贡献新文明形态的构造者，这是我给献王的评价。”他说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首先要回到献王。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，献王不仅承接深厚绵长的古典经学传统，更接榫着实事求是的现代科学文明的精神。 为什么说献王是中华向人类贡献新文明形态的构造者呢？ 成祖明说：“这是我的一个研究，研究就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，科学讲究一个确定的起点。今天看河间国的文献，《尚书》不谈，仅以《左传》为例，有人说它是左丘明写的，或许口耳相传有之，但是先秦没有哪部文献，透露出这种成熟，先秦文学在叙事上远远跟不上《左传》，各方面都不支持叙述如此复杂严密，语言如此雍容典雅，达到中国古典语言巅峰。《左传》的语言又与《毛诗大序》一脉相承。相传贾谊传的《左传》，但其春秋叙事与《左传》差别很大，到了河间献王这里，不但叙事达到了巅峰，河间的核心思想在理论上也达到了巅峰，比如，在荀子已强调作为制度性的礼，但那时‘天礼合一’还没有出现，但到了《左传》甚至礼可以超越天地，经天纬地，这种思想以前是没有的。” 经过秦始皇时代，儒家达成共识。怎么样让一代王朝平稳发展，不出现政治动荡，天下太平？这是所有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。刘邦看到秦在那么短的时间灭亡，多少次都在问，怎么做？汉是一个试验的时代，没有前人经验可循，用今天话说，摸着石头过河。在这个背景和探索下，制度作为思想独立出来，并且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制度的大典——《周官》出现。在各大文明古国中这样系统规模宏大独立的制度体系是没有的。制度的公共性先进性，直到今天都有着深刻的现代价值，也是古代中国先贤对人类文明的贡献。《周官》的著作权要给献县，以河间献王为首的，最终为人类贡献了东方新的文明形态，并在今天继续成为我们为人类贡献新文明形态的重要资源。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，献王刘德是新文明的构造者。 “吊诡的是献王对儒学的贡献在汉代公认，千古之下诸侯莫过于其殊荣殊誉，清儒馆臣喊出了一代儒宗。乾隆更在日华宫遗址盖起了行宫，每次路过都写下数首诗赞誉献王。但有朝臣谏言入祀孔庙，却被其搁置了。直到光绪三年才实现，而这时离古代帝国的终结已经不远了。其主要原因是帝王们一方面尊誉献王以凸显其圣明形象，一方面又担心皇族诸侯人人效法献王，如此皇..帝则寝食难安。直到近现代，或许割据一方诸侯王问题不再，献王才顺利入祀。而今天最应该发掘、纪念的就是这位经学的奠基者，中国文化如果没有他恐怕也失去锚锭和灵魂！”成祖明说。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 在实事求是馆前，成祖明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过去学者的研究中，提到河间国往往只强调搜求整理文献之功，而忽视了其在思想领域的发明绍述。这个忽视导致了孤立地对河间国某一文献进行研究，缺乏整体认识，被成见所囿而不能有所突破。” 如果将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看作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，且主要指刘德在考定文献方面务求真实，显然是片面的。《汉书》的意思是献王虽“修学好古”，但不是不知道变通泥古不化，而是“实事求是”地从“修学好古”中，寻求有益现实治道的真正学问。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。”献王刘德所作《乐记》一开篇便是对“实事求是”的诠释。 献王的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，首先体现在以民为本的“圣王之道”的绍继上。对古代优秀传统很好地继承、吸收并发扬。实际行动上，“被服儒术，造次必于儒者”。由此可知，献王是身体力行的。其次体现在发展经济、富民的思想上。吸收了管子的思想，发展了不被传统儒学所重视的富民、利民思想，强调经济是推行礼乐的基础，将礼乐教化与发展社会经济、人民的经济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。另外，体现在治学上，主张“唯学问可以广明德慧”。本质是绍继往圣之传统，构建现实之理论，从古人成功经验中，寻求“古今之理”，以指导现实。 最后，体现在人性论上，表现在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”。将人性规定为“静”，而“静”的天性就是“知”，“静”能被外部客观世界所影响，从而影响对世界的客观认识。从这一人性论中，我们更可看到“实事求是”思想的形而上学的依据，及在这些思想基础上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构建。存危继绝 奠基儒学 “明天就要离开献县，献县这里有献王陵、日华宫遗址、毛公、贯公墓、董子祠、韩婴墓等。这些人物都是当时奠基性的儒学宗师，可以说先秦文化以齐鲁为中心，汉中前期文化则以燕赵齐交界之地——河间一带为中心。因齐鲁为战..乱中心大多士人北逃这一地带避难，而献王到这里高举儒学大旗，人才聚集风云际会。”成祖明说。 献王刘德于景帝前元二年封河间王，建君子馆以待贤士，筑日华学宫，以兴学右古。秦始.皇.焚.书坑.儒后，儒学长期受到压抑。第一次带有官方背景高举儒学，无疑使河间国成为当时儒生们心中的圣地，欣欣然向往之。加上当时士人仍然盛行着稷下学宫以来的游学遗风，于是风云际会，纷至沓来，遂形成了河间儒学中心。 成祖明说：“来自景帝的支持，是河间学术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景帝出于与其时军功集团斗争需要，对帝国未来文治化转型的深谋远虑，有意识地放手让河间搜求六艺大典，制礼作乐，为帝国文治做准备。” 汉代学术从大势上讲有三次转变：第一次，从汉兴到景、武之际，是从以黄老为主的子学向儒家的经学转变，儒学以河间王国儒学为中心；第二次，是从河间王国古文经学向帝国中央今文经学转变，儒学以帝国中央儒学为中心，前者以礼学为中心的“天礼之学”，后者以“天人之学”为中心；第三次，是宣、元以后帝国儒学的调整，出现了帝国中央儒学与河间王国儒学融合的趋势，更准确地讲是帝国儒学逐步对河间儒学进行统合。 成祖明认为，明白了这一学术流转的大势，方可在文献上有较为准确的把握，厘清一些具体文献上的矛盾与歧义。景、武之际，儒学兴盛于河间，26年间，学者云集，整理文献，制作礼乐，发明绍述，相互切磋争论，为即将来临属于儒学的时代，有一个很好的文献和思想上的整理。 成祖明说，这次寻访，惊叹于献县有全国唯一的文化资源，以献县为中心的中国优秀文学遗址带，为挖掘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，同时带动周边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。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人们到了这里，就能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与魅力。沧州也许可以打造一个以献王陵、日华宫、乐成遗址、毛公、贯公墓、董子祠、广川学宫、韩婴墓、纪晓岚园等的旅游文化公园带，形成一个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思想长廊。成祖明（后排右二）与当地献王文化学者凭吊献王刘德[color=rgba(0, 0, 0, 0.9)]（注：本文转载自《沧州日报》2023年8月31日第5版，经作者授权）
检索到一位牛人， 王志长、王志坚兄弟俩的老爸，人送美称王一时、王一升。王临亨，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进士，授浙江衢县知县，又任海盐县知县。因为审案子从不隔夜、从不拖拉、从不糊涂，为百姓主持公道，老百姓赞之为“王一时”。老百姓到衙门打官司的费用绝对不会超过一升米价，又称其为“王一升”。
